本文出處：《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傳統(tǒng)與革命》，作者：（美）M.H.艾布拉姆斯，譯者：王鳳，版本：上海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4月
恢復人類生活曾經(jīng)失去的幸福
在西方二十世紀諸多英美文學研究者中，美國康奈爾大學“英語文學1916級終身教授”M.H.艾布拉姆斯教授因其獨到的批評視角、深邃的哲性洞察、宏闊的文化視野、豐潤的人文情思、素樸的文路筆風而特色鮮明，獨樹一幟，且因建樹之卓越，影響之深遠，成為英美文學界無人不知的學術大師，正如國內(nèi)學者王寧所言，“我們無論是談論英國文學或文學理論，都無法繞過這位重要的人物”。
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年7月23日—2015年4月23日），歐美現(xiàn)當代著名文學理論家。
就英國文學而言，艾布拉姆斯教授的突出貢獻之一表現(xiàn)在他組織主編了《諾頓英國文學選》（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和《文學術語詞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這兩部教科書深受大學師生及其他讀者的歡迎，成為英國文學的經(jīng)典教材和專業(yè)讀物。在文學理論領域，奠定其世界文學批評大師地位的則是他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獨到研究，尤其是 1953 年出版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該書闡明作者心靈的活動構成詩歌的主要領域，與當時盛行的英美新批評主張的客觀批評相對，加之對西方文藝理論做了全面回顧和總結，學術價值極高，已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浪漫主義研究扛鼎之作，勒內(nèi)·韋勒克（René Wellek）在為其撰寫的書評中，贊譽該書是“自斯平加恩（J.E.Spingarn）以來文學批評領域中最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然而，國內(nèi)學界對這部正當其時的著作的過度關注，導致忽略了艾氏另外一部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浪漫主義研究杰作，即《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傳統(tǒng)與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該書出版于1973年，一經(jīng)出版便在西方獲得眾多好評。莫爾斯·佩克漢姆（Morse Peckham）稱它是“自己所閱讀的關于浪漫主義的書中最好的一本”。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認為該書取得的成就史無前例，無人可及，主要表現(xiàn)在：通過德國詩人和哲學家來解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細致展現(xiàn)了浪漫主義核心神話、隱喻和概念與圣經(jīng)、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傳統(tǒng)模式之間的一致性；呈現(xiàn)了浪漫主義作家將神學傳統(tǒng)世俗化產(chǎn)生的可能性意義；探討了浪漫主義文學對現(xiàn)代文學的持續(xù)影響。韋恩·C.布斯（ Wayne C.Booth）評價道，艾布拉姆斯在該書中采取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批評模式和文學史方式，他對詩歌進行有效的外部詮釋，來表明詩歌對傳統(tǒng)的吸納與改造，從而給詩歌帶來新的改變，產(chǎn)生新的意義，這不僅顯示了華茲華斯詩歌的歷史意義，而且展示了它的審美價值。
在艾布拉姆斯教授自己看來，雖然《鏡與燈》更為人們熟知，但《自然的超自然主義》更為重要，它不僅是一部文學批評著作，更是一部文學思想史，“涉及比文學批評更具人文重要性的東西”。艾氏所稱的文學思想，不單單指文學作品中體現(xiàn)出的某一特定時期的歷史、哲學、文化等思想和觀念，更多是指文學以整個外在歷史文化為參照體系生發(fā)出來的內(nèi)在意義和可能性價值。這種內(nèi)在意義和可能性價值既體現(xiàn)、吸納了傳統(tǒng)，也出于滿足現(xiàn)實需要而更新、轉換了傳統(tǒng)；既體現(xiàn)了文學在其歷史與文化中所處的位置，也闡明了文學在歷史與文化的演進和發(fā)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作用。
作為一部艾氏意義上的文學思想史，《自然的超自然主義》主要體現(xiàn)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強調以華茲華斯為代表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失敗后的歐洲社會文化現(xiàn)狀，以凸顯浪漫主義作家集體呈現(xiàn)出來的時代精神具有的歷史意義；第二，以同時代德國詩人和哲學家及其著作為參照，闡述兩者之間的共同點與相似點，從而賦予浪漫主義想象性詩歌以哲思的形而上特質；第三，最重要的是，將浪漫主義作品視為圣經(jīng)、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等宗教神話和神秘主義傳統(tǒng)的世俗化模式，從而把浪漫主義作家視為世俗的宗教思想者，這些世俗的傳道者沒有排斥而是吸納了天堂、墮落、救贖、旅程、循環(huán)、回歸、天啟等古老的宗教神話概念，并在主體和客體、自我和非自我、心靈與自然、意識與世界的現(xiàn)代思想框架內(nèi)重新加以解釋，讓它們衍生出去神圣化的世俗的意義模式，為人類的生活經(jīng)歷與世界經(jīng)驗提供嶄新的闡釋方式。
華茲華斯（1770—1850），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主要奠基人，提出“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溢”，在詩藝上實現(xiàn)了劃時代的革新，開創(chuàng)了20世紀詩風的先河，被雪萊贊為“第一位現(xiàn)代詩人”。
根據(jù)這種方式，人的意識、精神或心靈都必然經(jīng)歷一場循回曲折但始終向前發(fā)展的旅程：起初與自然處于天堂般的和諧統(tǒng)一中，然后從這種統(tǒng)一中墮落或墜落下來，與自然分離，經(jīng)歷充滿諸多分離、分裂、多樣、矛盾和對立的過程，一路向前、向上，最終又繞回到原初的那個起點，也就是自己一直所在的那個家園，不過是一個更好的家園，在那里，心靈與自然聯(lián)姻，人類獲得救贖。這樣，通過闡明浪漫主義哲學和文學中的特有概念和模式是被置換和重構了的神學話語，或者說是宗教經(jīng)驗的一種世俗形式，艾布拉姆斯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想就超越了浪漫主義時期單一的時空限制，而具有文化上的整體性、思想上的統(tǒng)一性和范式上的同一性特征，使得浪漫主義不僅僅構成歐洲文學兩千多年發(fā)展戲劇史上的一個場景，更將其塑造為西方社會文化傳統(tǒng)發(fā)展中的一個轉折點，其中，古典傳統(tǒng)得以延續(xù)。但是，在歐洲社會現(xiàn)代急劇轉型的浪潮中，這種傳統(tǒng)以一種新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范式、新的經(jīng)驗組織模式及一套新的關系和關聯(lián)程式呈現(xiàn)出來，并延續(xù)到整個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的文化思想之中，產(chǎn)生了持續(xù)性的廣泛影響。
最能說明艾氏這一獨到、偉大的學術貢獻的，便是2013年他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評獎委員會的頒獎詞是他“拓展了我們對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理解，擴大了文學研究范圍”，這作為對艾氏浪漫主義文學研究的總結，切中肯綮。
更為重要的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義》一書中，艾布拉姆斯通過其浪漫主義文學思想，表達了自己最為傳統(tǒng)的人文主義觀念。法國大革命失敗后的歐洲，社會政治和生活動蕩不安，啟蒙理性思想陷入深刻的危機中，為尋求擺脫文化和思想困境的方式，浪漫主義詩人和哲學家努力從古典和傳統(tǒng)宗教中汲取源泉。他們吸收、同化了大量的宗教主題，將它們重塑為一種世俗模式，然后宣稱自己作為詩人-先知或哲學家-先知，擔負起拯救墮落人類和世界這一神圣使命，幫助人們在世間建立一座人間天堂，恢復人類生活曾經(jīng)失去的美好、歡樂、正義和幸福。正是在此意義上，艾布拉姆斯認為“浪漫主義美學是主張藝術為人類、藝術為生活的美學”，幾乎也恰好是這一點，最為突出地彰顯了其浪漫主義文學思想中作為深厚基礎的人文主義思想。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彌漫于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tǒng)反叛思潮和虛無主義否定思想的裹挾下，人的主體性幾乎喪失殆盡，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生活中如無根浮萍、風中亂絮，心靈無家可歸，精神無處可依，在某種意義上，與法國大革命后浪漫主義詩哲們深陷其中的社會境遇類似。那么，在這個時候重提浪漫主義作家，彰顯他們所承擔的以人類救贖為目標和使命的先知者角色，呈現(xiàn)他們在人類處于深重苦難和無邊矛盾中仍然保持的積極的、樂觀的、自信的生活姿態(tài)，艾布拉姆斯并不是要提倡回歸到所謂浪漫主義的簡樸的原始主義，或者采取躲避的態(tài)度逃逸到唯我獨存的個人的心理世界和心靈領地，相反，他旨在為處于其時其境的人們（包括他自己）提供一種看待傳統(tǒng)文化思想、人類生活經(jīng)歷、世界發(fā)展變遷等的方式，而且，這種方式更多是肯定而非否定的、有機而非機械的、統(tǒng)一而非分裂的、同一而非差異的，在高舉差異性、不確定性、否定性、平面化、碎片化等觀念大旗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中，成為一個堅定的后現(xiàn)代文化思想的逆行者。
對于這種浪漫主義思想，如果有人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這一切聽來顯得虛假或陳舊，艾布拉姆斯的斷言是：“這也許表明，比起雪萊和華茲華斯所知道的時代，當代人所處的時代更令人失落，更讓人感到沮喪。”這里，雖未經(jīng)明示，我們?nèi)匀豢梢愿惺艿桨蟽?nèi)心深處懷有的時代憂慮和對人類命運的憂思，如同其筆下的浪漫主義詩哲，“他們都是人文主義者”，“規(guī)定了人最重要的東西和人的根本尊嚴”。
拯救傳統(tǒng)的概念、體系和價值
雪萊在《為詩一辯》中寫道：“英國文學發(fā)展起來，如獲新生”，“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一批哲學家和詩人，他們超然卓越，從為公民和宗教自由進行的最后一次全國斗爭以來所涌現(xiàn)的人群中，無人可與之比擬”，這些人擁有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1819年10月，雪萊在給查爾斯·奧利爾的一封信中進一步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孕育了新的思想和感情的源泉”，偉大詩人“從這些源泉中獲得了相似的情感基調、意象和表達方式”，一個時代中“最優(yōu)秀作家”具有相似性，證明“那個時代的精神對所有人產(chǎn)生了影響”。
我們將看到，雪萊的同時代人也做出過類似的斷言。假設我們提取出雪萊聲明中的事實性主張，并將其重新表述如下：十九世紀許多大詩人與十八世紀詩人明顯不同，他們有著共同的重要主題、表達模式、情感和想象的方式，其作品構成一種綜合的思想潮流的一部分，這種潮流不僅展現(xiàn)在詩歌中，也顯現(xiàn)在哲學中，與時代激烈的政治和社會變化存在著因果關系，那么在我看來，如此加以陳述的主張是有效的：而且，我要補充的是，這些主張不僅對英國文學和哲學有效，也對雪萊生活年代中的德國文學和哲學有效。
雪萊（1792—1822），19世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英國文學史上最有才華的抒情詩人之一，代表作有《西風頌》《勃朗峰》《致云雀》等。
本書意在通過具體闡明那些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來證實上述觀點。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后的三四十年是一個創(chuàng)造力非凡的時期，英國和德國都如此，在眾多杰出的詩人、后康德哲學家、傳奇作家、非完全虛構性自傳作者以及德國人稱為“普遍歷史”（一種關于人類過去、現(xiàn)在和可預測未來的哲學框架）的相關形式的倡導者中，都明顯存在著相似之處，體現(xiàn)在作者的立場與扮演的角色，主題、思想、價值觀、意象，思維與想象方式，以及情節(jié)和結構設計中。本書所討論的文學、哲學和歷史這三種形式，每一種形式都具有自身的前提和組織原則，每一位偉大作家都有著獨特的關注點，發(fā)出獨特的聲音。在討論某一部具體作品或某一位具體作者時，我力求以公正的態(tài)度對待每種形式的意圖和個人表達上的差異。然而，這些作家都共同關注某些人類問題，并以一種可以辨識的方式思考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這正是雪萊及其同時代人所稱的“時代精神”的依據(jù)，而為了便于討論我選擇采用“浪漫主義”這個雖有歧義卻是慣例的術語來稱呼這一現(xiàn)象。
本書以“自然的超自然主義”為名，旨在表達傳統(tǒng)神學思想和思維方式的世俗化，這是我一直關注的焦點，雖然絕非唯一的關注點。
英國和德國是兩個有著神學和政治激進主義歷史的新教國家，其中，圣經(jīng)文化激發(fā)了人們對雪萊所稱的“時代重大事件”的回應。在這些重大事件中，他首先指的是法國大革命。革命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巨大的失敗，在現(xiàn)代政治、社會和工業(yè)世界出現(xiàn)動蕩的時期引起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沖擊波。例如，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布萊克、華茲華斯、雪萊、青年卡萊爾、荷爾德林、諾瓦利斯、席勒和柯爾律治等想象力豐富的哲學家和詩人，他們都是形而上學思想者和吟游詩人，都將自己視為被上帝選中的人，在充滿深刻文化危機的時代中充當西方傳統(tǒng)的發(fā)言人，且將自己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的哲學家-先知形象或詩人-先知形象（在英國，主要典范是彌爾頓，雪萊稱之為“為公民和宗教自由進行的最后一次全國斗爭”的偉大“吟游詩人”），以不同但明顯相似的方式，努力重新構建希望的根基，進而宣告，人類必然獲得重生，或至少可能獲得重生，重生后的人類將居住在一片更新如初的大地上，在那里，他將發(fā)現(xiàn)自己自始至終棲居在家園之中。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一直處于逐步世俗化的過程中，這是一個常見的歷史事實，但人們很容易誤解這一過程發(fā)生的方式。世俗的思想家不能擺脫持續(xù)數(shù)世紀之久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就像基督教神學家無法擺脫古典和異教思想傳統(tǒng)一樣。這個過程——至少——并不是要刪除和取代宗教觀念，而是要同化和重新解釋這些觀念，將其作為以世俗為前提建立起來的世界觀的構成要素。
我所稱的“浪漫主義”作家具有諸多獨特之處，這源自這樣一個事實：不管持有哪種宗教信條，甚或根本不遵循任何宗教信條，他們都致力于拯救傳統(tǒng)的概念、體系和價值，這些概念、體系和價值建立在造物主與造物、造物主與創(chuàng)造之間的關系基礎之上，但需要在主體和客體、自我和非自我、人類心靈或意識與自然的交流這些流行的二元術語系統(tǒng)中重新加以表述。盡管它們的參照系從超自然變成了自然，但那些古老的問題、術語與思考人性和歷史的方式仍然存在，這些傳統(tǒng)元素構成了隱在的特征與范疇，甚至成為那些徹底世俗化的作家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也成為他們思考人類境況、環(huán)境、核心價值和抱負、個人與人類的歷史命運的前提、形式。
本書并不針對十九世紀早期的思想和文學進行全面綜述。即使是重點關注的作家，我也主要選擇他們創(chuàng)造力處于鼎盛時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而對這個時代的其他重要作家則略之不敘。例如，濟慈之所以被提及主要是因為他在一些詩歌中表現(xiàn)了浪漫主義的一個核心主題：詩人的心靈經(jīng)歷成長，得到規(guī)訓，被視為一種個體生命的神正論（濟慈稱之為“一個救贖體系”），這個過程既始于我們于這個世界的經(jīng)歷，也終于這種經(jīng)歷。本書完全沒有論及拜倫，并非因為我認為他遜色于其他詩人而是因為他在其重要作品中采用一種反諷的“對抗語氣”（counter-voice）進行言說，刻意為同時代浪漫主義者的預言者姿態(tài)打開了一種諷刺性視角。
華茲華斯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首次撰寫了“《隱士》綱要”這一綱領性聲明，并在《漫游》“序言”中指出，作為一份綱要，它闡明了自己打算創(chuàng)作的巨著《隱士》以及收錄自己其他作品的詩集所具有的“構思和范圍”，本書在結構上就以該“綱要”為中心，從中摘取出一些文段，然后又折回其中，如此來回往返，呈現(xiàn)出一種序列運動。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為華茲華斯是那個時代偉大的詩人典范（正如同時代的英國詩人所公認的，不論采取什么標準），其“綱要”為浪漫主義的核心事業(yè)確立了宣言，從而為我們提供了方便，可以此來衡量其同時代詩人作品中存在的一致與分歧。
《序曲，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作者：（英）威廉·華茲華斯，譯者：丁宏為，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10月
在每一節(jié)中，我也著眼于華茲華斯之前和之后的時代——往其后探索了圣經(jīng)、基督教釋經(jīng)文獻、宗教懺悔文學以及通俗哲學和神秘哲學等各個相關層面，往其前則討論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杰出作家——旨在表明浪漫主義思想和文學代表了西方文化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浪漫主義時代的作者在重新解釋自己“文化遺產(chǎn)”的過程中，發(fā)展出一個經(jīng)驗組織的新模式、一種看待外部世界的新方式，以及一套個人與自我、與自然、與歷史和同胞之間的新關系。從十九世紀中期到現(xiàn)在，這一事實對大多數(shù)重要作家來說都顯而易見，其中的許多人或積極或消極地以浪漫主義成就的形式和內(nèi)在精神為參照，來定義自己的文學事業(yè)。我知道，這些主題和材料極其多樣，將它們整合在一起難度極大，在這個工作過程中，我有時會想起柯爾律治曾經(jīng)說過自己為何花了如此漫長的時間才完成所計劃的杰作（Magnum Opus）——因為關乎萬物，涉及一切，這個時候，我便感到一陣苦澀。
PS：本文摘編自《自然的超自然主義》一書。本文第一部分為書中譯者序言，第二部分為作者前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文章有刪節(jié)。
原文作者/王鳳 M.H.艾布拉姆斯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